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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自行车无趣的趣话
 
时间:2015-3-27 9:30:27 来源:admin

 

70年代,自行车对于一个农村出来的小青年,无疑是一种象征,像眼下城市猎人对一个二三流的文艺人,卡迪拉克对一个夹皮包的企业人。而对于我,则还有更深一个层面,即我已经吃上了硬粮本,成为了县文化馆的正式在编人员。

我是这辆杂牌车的第三任掌车人。第一人早已弃旧迎新,第二任与它互相折磨了几年后,终于调出了文化口。

它连除了铃铛不响,浑身都响的资格都没有,因为它干脆就没有铃铛。每遇情况紧急,我就以口代铃:当啷,当啷!每试不爽,总能引来笑声一片。于是,我和它得到一个共同的绰号:肉铃铛。它没有车刹,偏偏前轮上边还有片遮泥板,以至把在前轮使脚刹的可能性也给遮住了。我又舍不得拆下那遮泥板,对于一个穷的基本裸体的人,你忍心取下她脖子上那仅有的一条破围巾吗?我就操练着用脚后跟在后平叉一侧刹后轮,眼睛看不到,跟着感觉走,实践证明,我的感觉好极了。

任掌车人的第一天,我决定到二十公里外的农村家中看一看。我有一条的确良裤子,是在县文工团当临时工时得到的团员礼服,平时没舍得穿过,他是我第一条有裤线的裤子,那裤线简直可以削萝卜皮,真酷!这裤子,这车子,这么一亮相,顿生肥马轻裘的自豪。一路肉铃铛声不断,大有一鞭杏花雨,十里绿杨堤的惬意。然而,到家时才发现,车座皮烂处露出的弹簧,在我屁股上磨出了一个洞。我的宝贝裤子呀!

鉴于它的形象太过于尴尬,馆领导特批三十元修车费。当时三十元几乎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,我的自行车立刻人民翻身的解放。这虽是一件好事,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尴尬:晚上它将无处置身。

当时大家住的都很拥挤,所以自行车晚上一律露天放在院子里。必须声明的是,尽管当时自行车是重要家产的三大件之一,却没有偷自行车一说。尽管全文化馆所有的车子都比我的好,因为我起点低,又加刚刚投资三十元,我就敝帚自珍,舍不得让它餐风宿露了。怕人家说我小家子气,我总是等所有的人都入睡了,才悄悄的将它搬进我拥挤不堪的住室内。天未亮,人都没起床时,再悄悄把它搬出去。我简直像伺候情人一样伺候着它!

过了一阵子,文化馆决定要把自行车作价给私人,然后实行自行车修理费包干制。具体的办法是把所有的自行车统一编号,分别论质打价,然后大伙儿抓阄,抓到哪辆要哪辆。在这之前,趁修车费没有包干,大家都忙着武装自己的车子,我没干。没有抓阄之前,谁知道它将归属于谁!试想,三十多部车子,抓阄仍然把自己的抓回来,几乎就没有可能。在新机遇面前,我已下决心抛弃这部旧车,我看中的是那辆3号。1、2号分别是新永久、新凤凰,作价一百二十元,我想它不起。三号是辆飞鸽,七成新,作价仅仅七十五元,非常合算。我相信,和我一样同时相中3号的,当不下二十人之多。这就看各人的运气了。

抓阄的时候,我手心一直冒汗,我用汗津津的手慢慢拆纸团,我先看见了3,不过,3前边还有一道,是13号。倒霉的13号,正是我那辆宝贝!它是这次大动荡大分化中,唯一一辆物归原主的车子,真是阴魂不散!

它恰恰作价三十元,这更加逼得我对它的感情彻底转变,我恨它太贫,太皮厚,太不知趣。尽管这时已风闻社会上出现了偷车贼,院子里的车子大多已在晚上进了屋,我却一反常态,每晚都把它丢在门外的走廊上。

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里,它居然没少一根毫毛。大约那时偷车贼毕竟很少吧?抑或盗车贼的品位高些,看不上我的破车子。

80年代初,我调到宿州专署工作,那辆杂牌车子也随我来了。我当时住在老专署大院旧办公楼的二楼上,房子非常狭小,寝于斯,食于斯,写作、会客亦于斯,我就将它丢在一楼的大门口。这时,它不仅没有铃铛,连车锁也没有了。不知同楼的的哪位,给它起了一个绰号:贼不偷。这在夸奖它形象破败的同时,也给了我一个信息,在当时,偷车贼已经很多了。

偶尔我在楼下不见了车子,并不急,知道是谁为了一时方便,骑它买盐或者打酱油去了。贼不偷的名气越来越大,每天傍晚,居民们闲来无事,就聚在楼门前,拿它开心。常有人给我打赌,说有一天我的车子失盗,他们就请我的客。我很沮丧,也很兴奋,我的车子成了一道风景线,我也因此提高了知名度。

省作协来了一位朋友,在宿州的几天里,一直将我的宝贝当座骑,归还的时候,出于感谢的心理,将它打扮了一下:添了一张新座皮,周边有绿色流苏的那种;链条上加了一片链瓦;还有一条绿色的链条锁和一只铃铛。就是这些黑的铮亮,绿的耀眼的行头,使我的贼不偷居然遭了贼。

早上楼下有人惊呼:贼不偷不见了!我以为又是如常的拿我开涮,后来听到很多人吃惊的议论声,才知道果然。我居然有些高兴,认为它是给我做了一回脸,我很得意地问:那位请客?打过的赌不能不作数。人们不搭我的茬,只顾义愤填膺痛骂世风,说这世道真如九斤老太所言,一天不如一天了,连贼不偷都不放过了,太下作了!我不问这些,只关心谁请客。这时,早起晨练的回来了,告诉我们,贼不偷在大门外路灯下躺着呢。

原来我们楼下没灯,黑暗中,小偷看不清它的庐山真面目,顺手牵车而去,及至到了路灯之下,才发现原来是位插了石榴花的鸡皮鹤发老妪。

这件事,又让居民们兴奋了好久。

九十年代中期,贼不偷更其破败了,只有我还能玩的转,以至连偶尔用它买买盐打打酱油的也没有了。一天,我骑它去参加一个座谈会,会议结束后,它在门外居然不见了。真的不见了。

从那以后,每见到原来同楼住的老居民,当他们问及贼不偷时,我总是说:已经处理了。

我没有胆量告诉他们真相。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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